文珠大讲堂第九讲|樊波成副教授主讲“贤圣发愤之所为作：《诗经》的文学阐释和经学阐释”

12月13日晚，文珠大讲堂第九讲“贤圣发愤之所为作：《诗经》的文学阐释和经学阐释”于南校园第三教学楼213开讲。

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樊波成副教授主讲，许树妙助理教授主持。

许树妙助理教授主持

樊波成副教授主讲

讲座伊始，樊波成老师以司马迁对《诗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评价为切入点，首先介绍了《诗经》中《周南》和《召南》指涉的地域与时代。

根据西汉《韩诗序》和东汉郑玄《诗谱》等文献的记载以及对《周南》和《召南》诗中牵涉的地名的考证，樊波成老师推测“周南”应是西周前期周王室南征获得的土地，“召南”很可能西周后期（宣王时代）派遣召伯虎南征的地区。随后，结合随州叶家山、枣树林曾侯墓出土的相关文物，樊波成老师进一步说明“周南”和“召南”在西周时期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分析完“周南”和“召南”所指的地域后，樊波成老师以《关雎》中“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为证，说明《周南》和《召南》应为周康王以后到西周晚期的诗歌。

他指出，这句诗中的“钟”最早并不是关中中原的传统乐器，而是在西周早期偏晚通过江汉平原逐步传入关中地区的。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高于北方，故而钟、镈等青铜器经历了由南向北的传播过程。因此，樊波成老师强调，以钟鸣鼎食为特征的礼乐制度并非西周初年周公的创造，而是中国各区域文明逐步融合的结果。

樊波成副教授讲解

紧接着，樊波成老师转入了对《关雎》的文本细读。

与现代人认为《关雎》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情诗不同，古代学者把这首诗解读为后妃组织劳动与祭祀，为君王寻求妃嫔以辅助祭祀之作。对此，樊波成老师解释道，后妃这一违背现代婚恋观的行为实则是当时物质和生产力水平的反映。

樊波成老师强调，诗歌是用意象来进行思维与叙事的文体，在对《关雎》中荇菜和钟鼓的意象进行深入阐释和文本辩正后，他聚焦于古今学者对《关雎》主旨的不同诠释展开了探讨。

四家诗把《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联系，毛诗认为《关雎》在称赞周文王王后的德行，而鲁、齐、韩三家诗则认为它旨在讽谏西周的衰微，总而言之，从四家诗角度看，《关雎》是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劝谏，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学。与四家诗不同，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程俊英等学者认为《关雎》就是一首爱情诗，并因诗中主人公采摘野菜的行为而把此诗定性为民间文学。

樊波成副教授讲解

近代学者为何把《诗经》解释为民间文学？樊波成老师分别从这一文学解释产生的内在渊源和外在渊源展开了分析。

论及内在渊源，樊波成老师表示，最早从文学的、民间的角度来理解《诗经》的是宋人，宋人和近代学者对《诗经》进行文学阐释背后的动力都是对经说与经典的怀疑。

至于外在渊源，樊波成老师引用柯马丁等人的论著，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思想的传播推动了知识分子以西方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诗经》“民歌说”就是近代学者将西方话语体系套用在《诗经》研究上的实践。

同学们沉浸在讲座中

在介绍完《诗经》文学阐释的渊源后，樊波成老师援引皮锡瑞《经学通论》的观点指出，汉代经学阐释和宋以来文学阐释的分歧在于今人对古人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的隔膜。

针对《诗经》的《葛覃》研究中清代方玉润对毛诗“后妃之本”解释的质疑，樊波成老师借助《尚书》《国语》等历史文献说明周代贵族有躬耕亲蚕的传统，而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古希腊罗马的贵族生活中。然后，对于欧阳修研究《卷耳》时所提出的“妇人无外事”的观点，樊波成老师展示了相关文献与考古史料的例证，指出殷周时期女性在国家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最后，樊波成老师对汉代四家诗进行了介绍。他指出，齐、鲁、韩三家诗与毛诗大义近似，只是在篇序章句、文字诗义上有细微差异，三家诗诗义多与《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传相互发明，而魏晋以后《左传》、《周官礼》的兴起，推动毛诗最终取代了三家诗成为主流。

讲座尾声，许树妙助理教授对樊波成副教授用妙趣横生的语言为听众带来这场文学盛宴表示由衷感谢，同学们也与樊波成副教授展开了深入交流，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案|郭丽敏

摄影|郭丽敏

排版|黄心儒

值班编辑|方茜雯

初审|王颜玉

审核|朱崇科 沈锐

审定发布|郑哲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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